1984年的中關村開始初顯繁榮景象。在上一年，新創(chuàng)刊的《經(jīng)濟日報》對陳春先進行了連續(xù)的報道，他被塑造成一個勇敢的“弄潮兒”，他的實踐證明走出實驗室的科技人員將大有作為。于是，在這種聲音的鼓動下，一批批的科技人員跳進了商品經(jīng)濟的大海。在此前的一年，科海、京海等公司已經(jīng)相繼出現(xiàn)，而到第二年，四通、信通和聯(lián)想等公司又先后建立。

冬天，柳傳志決定告別每天讀報的清閑如水的生活。他出身書香門第，外祖父當過軍閥孫傳芳的財政部長，父親是共產(chǎn)黨最早的金融家之一。這一年，柳傳志剛好40歲，對于這位外表文雅內(nèi)心卻十分躁動的上海人來說，他深深知道“四十而立”對一個中國男人意味著什么。少年柳傳志的理想是當一名空軍飛行員，在中學畢業(yè)后，他充滿信心地報考空校卻最終落選，這成為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敗。后來，他考進西安一所軍事電子工程學院，讀的學科是雷達。畢業(yè)后，他輾轉半個中國，甚至在廣東一個農(nóng)場種過水稻，在1970年，他被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。

計算所是當時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專業(yè)機構，中國發(fā)射的原子彈和人造衛(wèi)星所需要的計算機均由這個研究所參與研制。在這個擁有1 500名研究人員的科研機構里，柳傳志一直默默無聞，跟他的很多同事相比，他缺少科學家的天賦和沉靜心。他的職務是磁記錄技術工程師，事實上他對此毫無興趣。當年進入該所，完全是為了找到一個機會攜妻牽女回到父母身邊。在這個計算所工作的14年里，他始終對科學研究提不起興趣來，倒是對中國每天正在發(fā)生的一切充滿了興趣，他常常和幾個要好的同事躲在一個空房子里討論林彪的墜機事件、“四人幫”的猖獗、毛澤東為什么要選擇華國鋒當接班人等等，跟沉悶的計算機相比，這些政治話題才能讓他滿臉通紅，激動不已。

1984年的中國科學院正處在膨脹和轉型的邊緣，在過去的幾年里，各種名目的研究所層出不窮，已達到123個之多，而所開展的各項研究卻似乎離國際水平越來越遠。計算所舉全所之力，花了八年時間研制的大型計算機“757工程”宣告完成了，并獲得中科院“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”，但是它擁有的每秒千萬次的運算速度與國際水準相比已令人汗顏，而其以軍事為目標的研究思路更是得不到市場的響應。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成為了“棄兒”。“757工程”的尷尬命運讓計算所走到了原有發(fā)展路徑的盡頭，來自軍事部門的研究計劃停止后，再也沒有任何資金從上面撥下來了，何去何從的問號擺在這家吃慣了行政撥款的清高的科研所面前。于是在這一年，所長，也是中國第一代自己培養(yǎng)的計算機專家曾茂朝帶頭組建了一家信通計算機公司，由另外一位所領導、科技處處長王樹和發(fā)起，則成立了新技術發(fā)展公司，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傳志被選中擔任主管日常經(jīng)營工作的副經(jīng)理。在計算所里，他的學術才能從來沒有顯現(xiàn)出來，但是他的管理才干卻得到了同事們的認可，對于經(jīng)營工作，中國的科技人員從來缺乏自信和熱情，柳傳志卻正好相反。在上任前，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找柳傳志談話，問他對公司有什么打算，他信誓旦旦地說：“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(chǎn)值200萬元的大公司。”

柳傳志的這間公司誕生在一間20平方米、分成里外間的小平房里，這里原來是計算所的傳達室。很多年后，在中國，它常常與惠普的那個著名的斯坦福車庫一起被相提并論。柳傳志后來回憶說，“它的位置在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，房子是磚頭砌起來的，外面是深灰色的，里面被隔成兩間，水泥地面，石灰墻壁，房子里沒有寫字臺也沒有電腦。外屋有兩個長條凳，沿墻角一字排開，里屋有兩張三屜桌，桌子條凳都不用花錢買，是人家不要的破東西?！比居?1個人，全數(shù)超過了40歲，唯一的技術專家是另一個副經(jīng)理張祖祥。

當柳傳志下海的時候，中關村已經(jīng)有40家科技企業(yè)，并在北京城里擁有了“電子一條街”的名聲。

在當時的中關村，最出名的是陳春先，而最知名的公司是“兩通兩海”，信通、四通、京海、科海，它們的創(chuàng)辦人無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員。在知識分子成堆的中關村，這是一群個性張揚的另類，京海的創(chuàng)建人王洪德是計算所的工程師，在給中科院的報告中，他毅然決然地寫道：“無論什么方式，調(diào)走，聘請走，辭職走，開除走，只要能出去，都行?！倍鴦?chuàng)辦了四通公司的萬潤南，則到處張揚自己是“民辦企業(yè)”和“無上級主管”。跟這些創(chuàng)業(yè)者相比，那時還寂寂無名的柳傳志則顯得要低調(diào)得多，善于借力和妥協(xié)的個性讓他比其他的人都要走得遠。從一開始，柳傳志就沒有完全割斷公司與計算所之間的“母子關系”，他不但不想那么做，甚至在很多時候更希望強化這種若即若離的血緣。當時，公司的啟動資金是計算所撥給的20萬元，聯(lián)想的資產(chǎn)性質是“國有企業(yè)”，王樹和、柳傳志等人的任命都要獲得中國科學院的批準，公司的員工可以在計算所內(nèi)繼續(xù)享有在專業(yè)技術職務和工資方面晉級的權利，公司可以無償使用計算所的研究成果，甚至可以使用所內(nèi)的辦公室、電話及所有資源。在將近十年的時間里，公司從銀行貸款，全部以中科院計算所為“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”，又以中科院開發(fā)局為“擔保單位”，這自然解決了早期的資金來源問題。在充分享受了國有資源的同時，柳傳志則在財務、人事和經(jīng)營決策的權力上，享有相當?shù)淖灾鳈?。這是一種十分混雜的狀態(tài)，似乎沒有人想把它理清楚，只有當聯(lián)想日后逐漸壯大之后，它的資產(chǎn)歸屬才變得敏感了起來。從本質上來說，這是一個臍帶連著母體的新嬰兒。

在公司創(chuàng)辦的頭幾個月里，柳傳志并沒有顯現(xiàn)出他后來那種運籌帷幄的領導才能，背靠著中國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機構，他卻找不到一個可運作的項目，每天他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里像沒頭蒼蠅一樣地亂闖。他先是在計算所的大門旁邊擺攤兜售電子表和旱冰鞋，然后又批發(fā)過運動褲衩和電冰箱。如果說三年前陳春先辦起中關村第一家公司時，還心懷打造“中國硅谷”的理想，那么，此時的柳傳志滿腦門在想的卻是如何賺錢養(yǎng)活公司里的十幾號人。有一回，他聽說江西有個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電，只要購進一倒手每臺可以賺上1 000元，便急忙派人匯款過去，誰知道那竟是一個騙局，計算所撥給他的20萬元開辦費，一下子就被騙走了14萬元。跟20多年前報考空校落榜相比，柳傳志這一次的挫敗感更為切膚，要知道那時候，計算所的高級教授月工資不到200元，柳傳志的工資則只有105元。

柳傳志早期的倒爺生涯就這樣黯然地落幕了。公司真正賺到的第一筆“大錢”，來自每天被柳傳志們抱怨和不滿的中國科學院。1985年初，中科院購買了500臺IBM計算機，其中的驗收、維修和培訓業(yè)務交給了公司，從而帶來70萬元的服務費。也正是通過這個業(yè)務，柳傳志跟剛剛成立的IBM公司中國代表處搭上了線，成為后者在中國的主要代理公司，為IBM做銷售代理成為日后聯(lián)想公司最重要的利潤來源，這一淵源可以一直延續(xù)到20年后聯(lián)想以16億美元收購IBM的PC事業(yè)部。

對柳傳志來說，另一個最重要的成果是，他說服了中科院出名的計算機專家倪光南加盟他的公司，擔任總工程師的職務，這是在1985年的春天。倪光南是中國漢字信息處理的開路者，跟熱情外向的柳傳志不同，他性情專注，不修邊幅，擁有科學家的天賦，《聯(lián)想為什么》的作者陳惠湘描述說，柳在和人聊天的時候總是海闊天空，而倪則喜歡用技術性很強的難題來考問對方。80年代以來，個人計算機的市場已經(jīng)日漸蘇醒，IBM的計算機如潮水一樣涌了進來，一臺比286型還要低檔的“PC/XT”機型進入中國的口岸價就達兩萬元，而到中關村一倒手就要四萬元，而這些昂貴的計算機又無法識別漢字和操作中文系統(tǒng)，于是，開發(fā)適合中國市場的“漢字系統(tǒng)”便成了當務之急的科研項目。① 當時，國內(nèi)已經(jīng)有很多人在從事這一研發(fā)，包括后來到深圳搞得風生云起的史玉柱等人，這些“漢字系統(tǒng)”（它又被形象地通稱為“漢卡”）的原理和運作過程大同小異，而倪光南的與眾不同之處是，他發(fā)明了“聯(lián)想功能”，倪氏漢卡利用中國文字中詞組和同音字的特性，建立起自己的漢字識別體系，與其他漢卡技術相比，它把兩字詞組的重復率降低50%，三字詞組降低98%，四字以上的詞組幾乎沒有重復，這對于計算機的漢字輸入技術來說，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。② 1985年初，倪光南已經(jīng)完成了這項技術的所有研究，并將之命名為“聯(lián)想式漢字系統(tǒng)”。柳傳志也正是聽說了這個消息，才迫不及待地找上了倪光南。在當時，中科院的另一家名聲更大的公司信通也瞄上了倪光南，不過，最終還是被柳傳志捷足先登了。柳說服倪的理由只有一條：“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(chǎn)品?！睂τ谝晃怀錆M濟世情懷的中國科學家來說，這大概是最直指內(nèi)心的一個誘惑了。

倪光南的加盟徹底改變了公司的航向，他的聯(lián)想I型漢卡當年就銷售了300萬元，“聯(lián)想”最終還成為了這家公司的新的名稱。需要留存的一個事實是，倪光南的研究成果從實質上來說是屬于中科院的，它被柳傳志以零的價格轉移到了自己的公司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