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朱镕基提出的施政承諾中，“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(yè)擺脫困境”是最讓人覺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這年，財政部的新聞發(fā)言人曾在一次情況通報中公布了一個讓人不無絕望的現實：國有企業(yè)不得不通過財務報表作假的方式來掩蓋現實的窘境。該部對100家重點國有企業(yè)1997年~1998年的年度會計報表進行了抽查，結果81％的企業(yè)存在資產不實和虛列利潤的情況。發(fā)言人沒有解釋為什么會這樣，不過，所有的人都知道為什么會這樣。然而，出乎所有觀察者意料的是，朱镕基竟如期總現了他的承諾，他動用的辦法就是“改革、改組、改造和加強管理”，而實施的戰(zhàn)略就是堅決地“國退民進”。

    最能體現朱镕基“國退”決心的事例發(fā)生在中國的膠卷產業(yè)。

    就在發(fā)表了“地雷陣”演講的5天后，朱镕基簽署了一個看上去很瘋狂的計劃，中國政府同意全球膠卷業(yè)的老大美國柯達公司對中國膠卷工業(yè)實施全行業(yè)收購。根據協(xié)議，中國膠卷業(yè)的7個企業(yè)將全部與柯達建立合資企業(yè)，柯達承諾投入10億美元，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術帶到中國，這個轟動了國際商業(yè)界的協(xié)議被稱為“98協(xié)議”。

    柯達的計劃萌生于1994年。當年秋天，新上任的柯達總裁裴學德在杭州求見朱镕基，第一次提出這個動議。當時的柯達正陷入空前的災難之中，這家因發(fā)明了感光乳劑而百年不衰的老牌公司受到了日本富士的強力沖擊。在歐美市場，柯達節(jié)節(jié)敗退，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。當裴學德上任的時候，他的新同事講了一個正在柯達流傳的黑色幽默：柯達與泰坦尼克號有何區(qū)別？答案是：泰坦尼克沉船的過程中有交響樂相伴。在中國市場上，柯達同樣是一個落后者，富士占據著70％以上的市場份額，如果通過常規(guī)的市場競爭，柯達幾無勝出的概率。

    因此，當裴學德在風景秀麗的西子湖畔，突然對中方提出“全行業(yè)收購中國膠卷企業(yè)”的時候，在場的所有人都覺得荒誕不經，這是預先沒有討論過的話題，甚至連裴學德的高級隨從們都是第一次聽說。然而，只有朱镕基不覺得異想天開，因為、在他的心里，正盤算著另外一局棋。

    如果說柯達的現狀是焦頭爛額的話，那么，中國膠卷業(yè)則算得上是走投無路了。與家電、飲料等行業(yè)一樣，1978年之后的中國膠卷業(yè)改造也是從成套設備引進開始。從80年代初開始，各地政府爭相立項，相繼從柯達、富士和德國的愛克發(fā)引進了成套的彩色膠卷生產線，其中，廈門福達與柯達的引進項目投資15億元，汕頭公元與富士的項目費用更高達40億元。在短短10年內，中國建成了7家膠卷工廠，成為世界上擁有膠卷企業(yè)最多的國家。國營企業(yè)的所有痼疾都在膠卷業(yè)集中地暴露出來：巨額的重復投資，缺乏技術消化能力，市場競爭乏術，機制僵化而管理混亂。到1993年前后，國內膠卷企業(yè)全數虧損，行業(yè)總負債超過100億元。面對這樣的局面，連治亂高手朱镕基都有點束手無策了。便是在這樣的時刻，同樣身處困境的裴學德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。

    裴學德的方案是誘人的：“在中國政府改革國有企業(yè)的過程中，柯達將帶來三樣東西，一個是技術，一個是世界級的管理，一個是至少10億美元的投資?！蓖瑫r，裴學德的要求是排他性的：“我們請求不要允許任何國外的競爭對手進入中國，因為我們要重組現有的老企業(yè)，而他們卻可以從頭開始建造新的工廠?！?

    柯達的構想無比巧妙地契合了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(yè)改造乏術的現實，這讓朱镕基在第一時間就下決心冒險一試。他當即同意了裴學德的動議，并承諾親自督辦此事。

    柯達方案從一開始就面臨兩大障礙：一是國內膠卷企業(yè)的反彈，二是日本富士的抵制。

    將一個重要的產業(yè)全數轉托于一家跨國企業(yè)，這在中國企業(yè)史上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做法，且不說各企業(yè)早已有不同的合作伙伴，在利益上犬牙交錯，在市場上矛盾重重，其實這一動議本身，就意味著民族膠卷產業(yè)的全軍覆沒。1996年前后，國內本土企業(yè)勃然興起，振興民族工業(yè)的呼聲不絕于耳，柯達方案一時間面臨擱淺。1997年3月，中方提出新方案，只將負債最大的福達和公元兩廠拿出與柯達合資，并決心“集中精力支持河北樂凱的發(fā)展，使其具有競爭力?！?

    在這個過程中，朱镕基始終是全行業(yè)購并的支持者，他甚至因此被人罵成是“賣國賊”。在一個視察場合，他說，“有人說，國有比重下降，私營比重上升，會不會把社會主義變了……關鍵在于經濟命脈，至于那些漢堡包、幾個膠卷、頭發(fā)夾子，你搞幾個外資，有什么關系呢？”他所謂的“幾個膠卷”，汽槍網自然是針對柯達收購案而言的。

    來自市場占領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則更是可想而知了，柯達動議明顯帶有行業(yè)壟斷的意味，一旦定案，便毋庸置疑地意味著富士從中國市場的出局。然而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它在中國竟找不到同情者。究其原因，則是因為多年的驕橫。當年，汕頭公元廠以40億元的巨資從富士引進設備，1993年前后，公元發(fā)生經營危機，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帶著公元廠的管理層飛赴日本，希望獲得幫助。但是他們要會面富士領導層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絕，日本人認為，公元危機是中國人的事，跟他們沒有關系，朱森林一行在東京干等數日，結果是雙手空空，悻悻而回。這個“拒見事件” 很快在中國政界和企業(yè)界流傳開來，讓不少人咬牙切齒。因此，當富士試圖抵制柯達案的時候，竟很難找到愿意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。①富士之后在中國的表現可以用一瀉千里來形容，它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被逐年蠶食。2002年，《中國經營報》披露，富士涉嫌大規(guī)模膠卷走私，有相當部分甚至與廈門“遠華特大走私案”主犯賴昌星有關。富士對此沉默應對。同年11月，國家經貿委下發(fā)文件，認定由富士參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“未經審批和備案”，被勒令停產。至此，富士在中國的產銷渠道均遭遏制。

    1998年3月23日，裴學德在羅切斯特柯達總部宣布，柯達以10億美元收購中國膠卷全行業(yè)的協(xié)議定局，華爾街的柯達股票應聲大漲。在朱镕基的全力支持下，北京專門成立中央協(xié)調小組，由“兩委三部”——國家計委、國家經貿委、化工部、輕工部和外經貿部組成，吳邦國副總理任協(xié)調小組組長，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李榮融具體協(xié)調。

    在后來的5年里，柯達對收入囊中的企業(yè)進行了大手術。它對公元、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廠相繼投入上億美元進行改造，使之成為柯達的全球制造基地，對挽救無望的上海感光、天津感光和遼源膠片三廠則進行經濟補償，將之關停并轉，三廠員工都按工齡長短獲得了相應的安置費用——按工齡長短計算職工的遣散補償，是當時流行的做法，一般是每年工齡獲得的補償為500元~2 000元不等，據《跨越——柯達在中國》一書作者袁衛(wèi)東(博客)的調查，被遣散的一千多名上海感光廠職工獲得的最高安置費為7萬元。

    在朱镕基看來，柯達的表現是讓他滿意的，因為它解決了國有企業(yè)改造的兩大難題，即“錢從哪里來，人往哪里去”。尤其是后者。1999年4月13日，朱镕基訪美期間，在紐約美中貿易委員會的晚宴上說到，“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故事，就是當年我會見柯達公司的裴學德，請他的柯達公司到中國來合作的時候，我曾經被人稱為賣國賊。但是，經過這兩年柯達進入中國大量投資，促進了中國膠片工業(yè)發(fā)展，因此，那位叫我賣國賊的人已經在最近對我講，他以前錯了……我認為這種讓步，對于中美兩國都是有利的。”2002年，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在接受美國《商業(yè)周刊》采訪時稱，“我有兩個成功的案例。一是柯達公司重組我們的影像行業(yè)，這是一個雙贏的案例，第二個例子是尼桑與 東風汽車(行情 股吧)的全面合作。重組給我們最大的啟示，就是下決心推進這樣的重組?！?

    中國政府與柯達的“98協(xié)議”，在2003年完成收官之筆。10月，柯達與一直以來對購并最為抵制的河北樂凱公司簽約，以總值1億美元的現金、設備和技術，換取樂凱20％的股份。至此，中國膠卷工業(yè)的7家企業(yè)全數與柯達合資。在全球市場上，被富士打得暈頭轉向的“黃色巨人”終于在中國找回了尊嚴。到2005年前后，柯達每年60億美元的全球采購，有1/6來自中國，95％以上的柯達數碼相機在中國生產?？逻_還把全國9 200多家彩沖店中的2 000家改造成為數碼影像店，打造了一張無比龐大的數碼彩擴網絡，把中國市場變成了柯達的全球第二大市場。

    在30年的中國企業(yè)史中，由一家跨國公司對一個重要產業(yè)進行全行業(yè)性的購并，僅此一例。在1998年，面對局勢委靡的國有企業(yè)改造，朱镕基簽下與柯達公司的合作協(xié)議，無疑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大手筆。